安排好工作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曾国藩认为，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
他的教育方式，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面授。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六日日记：“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二字乃洐文）及诸生呈缴功课，余教以‘诚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
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曾国藩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之时，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注：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李鸿章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
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长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关于李鸿章入曾幕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说：
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谂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尚，只有一个诚字。意思是批评李鸿章“不诚”。李鸿章从此日日早起。薛福成说，曾国藩此举是为了折折李鸿章的气焰。
晚年李鸿章更亲口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可见确有其事。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多。他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又一帆风顺，因此待人接物，经常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播弄之”。到了曾国藩幕府后，他自恃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经常不自觉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若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须再经一番磨炼，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折他的锐气。
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有不少“雄谋善辩”之士，如左宗棠、李元度等，口才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就经常有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士”的风采。比如咸丰九年（1859）八月初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让他听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
至于曾氏本人，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方宗诚在《柏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
公每日清晨辄起，食后行三千步。步毕乃治公犊。少奏疏批牍书札，皆手自为之，事毕则与幕友围棋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棋毕即读书两卷或三卷。有客至，随时召见。午后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为常，虽佳节时令无稍变也。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荃公“每日盥毕，据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笃老未尝或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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