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胜负手，依靠的还是韩信、张耳等真正的“军事贵族”在河北的攻略，西魏、赵、代、齐的灭亡，燕国的臣服，终于在数量上压垮了项羽，而刘邦所付出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改变身份命运的承诺罢了。
正是为了“胜利”，刘邦所作出的诸多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只能反复调整和赖账，这个过程，最早及于异姓诸侯王，进而波及到军功爵位的获得者们，最后是实际执政的军功列侯们，所有人得到的报酬，都在缩水，并且一缩就是六十年。
封邑、税邑变成了授田，实际授田变成了排队授田，爵位赎刑变成了买爵赎刑，爵位尊崇变成了官位尊崇，军功爵制作为秦律所赖以存在的差等身份体系渐趋瓦解，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逼迫着西汉王朝的掌舵者们，对“债主们”一次又一次地“让利”。
与此同时，刘邦所着力建造的“新分封秩序”，也在同姓诸侯王与外戚、功臣列侯的内讧之中，走向了二世而亡，随着刘邦、萧何、曹参死后，丰沛元从的彻底边缘化，魏人列侯与魏人吕氏之间的执政联盟，也在吕后死后走向了尽头。
事实证明，汉初并不存在一个“同气连枝”的军功集团，也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圈包裹着内圈的军功阶层，只有一个个等待最高权力垂青的“小石榴籽”，它们之间，有生死相搏、有短暂合作，唯独没有作为一个集团的“统一意志”。
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入继大统之后，西汉王朝的历史才得以顺利翻开新的一页。
以国别身份为代表的功臣列侯势力被逐出了政权，代之以分属列国贵族出身的将相公卿，同时，文帝逐步剥离帝国的“经营性特征”，强化文吏、法治的“管理性功能”，将工商业权益向军功收益阶层让渡，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
但是，进入景帝时代后，急刻政治与奢侈之风的回潮，又将汉文帝的诸多改革废止，但死者无从复生，景帝之后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干预的手段，已经不可能走回“秦制”的老路了，而只能通过进一步强化“文法吏”国家的方式来进行。
正是这一系列的变革和反复，最终拨动了历史的车轮，彻底埋葬了上古以来血统贵族主宰社会的旧时代，真正开启了之后两千年“王朝治乱”的因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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