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瓦》每一章的切入点，恰恰是这些“特殊”的史料记载。
比如第一章题名为《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这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史记》、《汉书》对刘邦家族构成、家庭关系、早年生活记载的缺失，让我们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的出身经历所知甚少。
所以，《汉瓦》的解谜，也从刘邦家族究竟自认楚人还是魏人开始。
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其中提到，刘邦称帝之后，在长安设置“女巫”祭祀诸神，这个“女巫”还以地域有所分别，按照祭祀的神祇的地位排列先后，分别是“梁巫”、“晋巫”、“秦巫”、“荆巫”，对此，古代注家解释说，这是按照刘氏先祖迁徙的路线所定的岗位，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梁巫”为何居于首位？
毕竟，论迁徙先后、仕宦显赫，均应以“晋巫”为尊（刘邦先祖为晋国大夫范武子）；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刘邦先祖范武子流亡在秦，留下了一支后人改“刘氏”）；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刘邦祖父自魏国大梁迁楚，淮泗之间也称“荆地”），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家族认同。
因为在刘氏迁丰之后，真正葬于楚地的，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人，则刘邦的五世祖宗，坟墓多数都在大梁，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太公、刘邦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
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
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即魏国，而非“荆”，即楚国。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刘邦的家族，虽然客居楚国境内，甚至其祖父应曾担任过楚国邑公，作为长期浸淫在“分户析产”的法制体系下的魏人家族，生活方式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所展示的楚人“家族共同体”完全格格不入。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刘邦早年经历记载中堂兄弟、宗族的信息接近于无。
在此条件下，缺少宗族之助的刘邦，成年后游历魏国外黄，与张耳同游，乃至于崇拜信陵君，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哪怕以最功利的仕宦诉求而言，一个魏国都城的大夫士家族子弟，与楚国边陲田邑中的外邦士人，在哪个国家更有政治前途，一目了然。
正因为如此，刘邦青年时代的仕进规划，实为魏国富户张耳、陈平式的“养客模式”，而非传统理解的“仗剑游侠模式”，只不过他不只缺少宗族之助，哪怕是在小家庭的内部，由于他“小妾之子”的尴尬身份，早早遭遇了“分家”，也无法得到父母、昆弟的财力支持，这就让“致千里客”的“贵族游戏”成为了泡影。
这些，都是刘邦的原生家庭对他毫不友好的表现。
但是，曾经的劣势，在面对前魏国人，原籍砀郡（砀郡是秦始皇以旧魏地设置的新郡）单父县的吕氏家族时，与刘邦的秦吏身份发生了化学反应，这才有了一句大话换来一个媳妇的传奇，但细究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只不过是巨富吕公用家族中女吕雉投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闲子，看重的只是他百廿石吏的军吏身份，以及他的“大志”和“胆量”。
说得直白点，吕公自己有两个儿子，吕泽、吕释之，又有一个家族的诸吕协助，对于的刘邦的诉求，不过是增添一个武力爪牙罢了。
刘邦命运的真正转机，源自沛县县令在反秦抉择上的反复，最终将萧何、曹参等少年豪吏都逼到了没有多少本钱的刘邦一边，而他在起兵之时，即选择的祠黄帝、祭蚩尤，又展示出了远远超越各路反秦义军的文化层次和勃勃的野心。
当军事能力与文化层次集于一身时，刘邦竟然取得了反秦义军对秦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野战胜利，而他“身兼楚魏”的身份又让他的小集团得以在故楚地泗川郡与故魏地砀郡左右游刃，哪怕是在项梁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刻，这种一个团体、两块牌子的局面也没有被打破。
根本原因在于，刘邦集团的组成，自始至终是以他本人的出身、婚姻、学识、宦历为基础，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生发出的一张人际关系大网，包含了楚人、魏人，乃至于韩人、秦人的“石榴籽结构”组织，每个“石榴籽”中都包含了相对独立的“客”们。
这个组织的具体形态，既不是“秦制”，也不是“楚制”，而是《墨子》之中记载的“县守兵”编制，并伴随着刘邦名位的提升，辅以楚爵的标识，直到刘邦称王之后，这套简陋的体系才在韩信等外来贵族子弟的参与之下，逐渐走向了正规化。
值得注意的是，项羽集团的正规化进程远比刘邦更早，其制度蓝本甚至并非传统的“楚制”而是异常严厉的“秦法”，而对郡县制的保持，乃至于对爵位、封地的吝惜，都展示出，项羽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分封制”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所坚持的贵族传统反而与“秦朝制度”更相契合。
故此，要打倒项羽，刘邦只能反其道行之，即滥发爵位、封地，打破阶级界限（混淆士庶的姓氏标识），从而更广泛地吸纳列国的“顽钝、嗜利、无耻者”，形成以多打少的数量优势，弥补质量上的劣势，也不过是与更专业、更正统、更强悍的西楚政权打成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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