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蔡斯再次醒来的时候一度以为自己还在旅馆里。
旅馆是后勤组选定的安全屋，一个低调的小地方，藏在莫斯科市区灰暗的巷子里，不算糟糕，也说不上非常舒适。“浮标”一个星期前给他打了一个不安的电话，声称“地下室里的白蚁已经失控”，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是他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这位代号“浮标”的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是中情局在阿拉伯半岛的重要线人，他经营的医疗仪器公司与散落在叙利亚、也门、约旦和阿富汗的军阀有牵连，他多次被指控洗钱，最后都不了了之。中情局像只疑心重重的母狼一样保护着他，不仅防备着沙特阿拉伯，也防备着北约盟友，因为整个“海钓”项目几乎都建立在“浮标”提供的情报上。接到电话之后半小时，蔡斯开着一辆除虫公司的小货车把医生从家里接走，藏到旅馆里。等后勤组亮起绿灯，他们会马上出发去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飞往纽约。医生和他九岁的女儿会得到新身份，去一个安静的偏远角落重新开始。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
他目前所在的房间只亮着一盏暗淡的吊灯，灯泡沾满污渍，因此光线里混着奇形怪状的阴影。他的左手被铐在床架上，已经麻木了。他拽了拽手铐，金属和金属互相碰撞，当哐作响。他的头痛得像是要裂成参差不齐的两半，蔡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后脑，触到了厚厚的绷带。外套搭在床头柜上，沾满灰尘和血迹，蔡斯迅速把口袋搜索了一遍，护照和车钥匙都不见了。
墙上的摄像头盯着他，像只不怀好意的独眼，一眨不眨。
锁咔嗒一响，门打开了，走廊的光线像刀一样切开了房间里的昏暗。进来的两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像是要参加葬礼。稍矮一些的那个径直走到床边，打开了手铐，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指着门。
蔡斯没有抗议，顺从地走出门外。这两个人看起来没有带武器，但他不能确定。走廊被日光灯照得惨白，没有窗，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排气扇嗡嗡作响。押送者一左一右走在他旁边，紧抓着他的手臂，几乎拖着他往前走。走廊尽头是一扇打开的门，他们把蔡斯推进去，按在一张冷冰冰的铁椅上，锁上门。
审讯室里安装着单向玻璃，旁边有另一扇更小一些的门。玻璃漆黑而平滑，蔡斯打量着自己在上面的映像，为了清理创口，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大块，看起来很可笑。就在他抬手去碰眼眶下方的伤口时，那扇小门打开了，审讯官走了进来，有那么几秒钟蔡斯以为这还是刚才把他押进来的那两个人，因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外套。他们在桌子对面落座，左手边那个人冲蔡斯笑了笑，仿佛他是个殷勤的保险经纪，而蔡斯是个倒霉的顾客。
“我们想问几个小问题。”保险经纪说，并没有自我介绍，他的口音并不明显，像柏油路面上的小小起伏，他把一个透明证物袋推到蔡斯面前，里面是他的护照、钱包和车钥匙，“旁边这位是我的记录员，不说话，只做笔记，你介意吗，米勒先生？”
这是他目前在用的工作名，詹姆斯·米勒，护照上也是同样的名字，也许他们确实不知道他的身份，也许只是在演戏，等他露出破绽。蔡斯决定冒险，“你们是谁？”
对方审视着他，交握起双手，“‘有关当局’，米勒先生。”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只是问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莫斯科？”
“度假，别指望我会来第二次。”
“你和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的关系是什么？”
“那是个名字吗？”
记录员飞快地写着什么。
“请回答问题，米勒先生。”
“从没听说过这人。”
“你今晚为什么去机场？”
蔡斯开始扮演愤怒的游客，拒绝被审问，要求见律师，要求联络大使馆，要求他们出示这样和那样的文件，声称他们无权拘留外国公民。审讯官一言不发，任由他表演独角戏，记录员埋头做速记，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等蔡斯再也想不出新的台词，他们站起来，礼貌地感谢他的配合，离开了审讯室。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他又被带回那个昏暗的房间，铐到床架上。就像回到了“农场”的训练室，只是少了冲他大吼大叫的教官。他躺在那里，看着污渍斑斑的吊灯，告诉萨尔玛我不是个杀人犯，他还能听见“浮标”的声音，像录音一样清楚，告诉她我很抱歉。蔡斯挪动了一下，坐起来，以便减轻左手腕的压力。“浮标”的身份和行踪被泄露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炸弹是明显不过的报复，一个警告信号，有人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他睡着了一小会，又被开门声惊醒。早前押送他去审讯室的人送来了食物，没加盐的马铃薯泥、一片面包和一杯清水。他只喝了水，没有碰其他东西。门重新锁上了，他觉得疲惫不堪，但不想躺下，脑后的伤口痛得像是捅进了一把带锯齿的手术刀。
第二次审讯换了个地方，在一个更小的房间里，切割成正方形的单向玻璃像个幽暗的井口。他进去的时候审讯官已经在里面了，不再是保险经纪，而是一个穿着灰色套装的女人，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浅色头发扎成一个紧紧的发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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