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两江总督的清与浊
1．不准大排场，只收小礼物
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九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他一生三次总督两江，时间累计长达八年。这是他担任的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一个地方职务。
在同治三年（1864）攻占南京以前，军事是他的工作重心，但是随着大局日益明朗，民生和吏治在他工作日程表中的分量越来越突出。
曾国藩从政和治军的初衷是“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而两江地区的百姓确实经受了太多痛苦。
和大清王朝的其他地区的人民不同，两江一带民众受的是夹板罪。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百姓受的是清王朝官吏的百般鱼肉和沉重剥削。晚清政治腐败，地方官几乎无不贪污。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的吏治状况说：“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
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场上这些花样百出的腐败的来源，都是民脂民膏。官员们剥削百姓的主要方式，是以办公经费不足等借口收取“附加费”。本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的附加费就可以满足办公经费需要，但是他们可能收取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至几百。至于其名目，则多如牛毛，总名之下，还有子名，子名之外又有别称，同一名目又因官、因地、因时，各有不同的内容。如胡林翼所称：“州县书役样米、淋尖、踢斛、抛散、溷淆，以及由单、串票、号钱、差费等等名目……计每县陋规多至数十款、百余款。”因此大清王朝虽然总是声称自己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优于前代，但是实际税率却非常高。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江南各省的“附加费”也就是“浮赋”问题在全国非常突出。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如果给国家交一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两千文钱。但是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倍至八倍不等。“浙江杭、嘉、湖三府漕粮折征，最初每石收六千余文，以后逐渐提高，致一石之漕粮，合时价达两石以上。”当时就有人说：“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那么，太平军来了，百姓们就享了福吗？也并没有。追随太平军的百姓很快发现，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转，反而从十七层地狱转入第十八层。清王朝的地方治理已经一塌糊涂，而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又远低于清王朝。
十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在清朝一方的贪官污吏和太平军的包租制度交相摧残下，两江这个从前最富庶的地方，处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感叹：“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过去，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十八里，廛舍栉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现在，则“房舍、桥梁，尽被拆毁，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要解民众于倒悬，第一步是通过战争收复领土，第二步则是整顿吏治，革除陋规。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他说，要挽救国家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问题是，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如今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
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天后，曾国藩要从大本营沿江东下，前往祁门。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湘军官兵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眼睛都盼绿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上下也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
清代官场上，对迎送排场非常讲究，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边界迎接，是不是要出城迎接，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说法。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时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晚清官员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说自己的从政岁月，“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了。因为地方上来往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搞得他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他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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