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1843），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次却只隔上次四年。消息突然来临，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儿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皇……恐进场难完卷也。”
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
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典用错了。
曾国藩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憧憧靡已”。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
三天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一百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
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军机大臣）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
就是说，整个清代，湖南省官员中，通过大考升官的，他和乾隆朝的大学士陈大受速度最快，陈大受是从编修升为侍读，他是从检讨升侍讲，升的品级一样。但是陈大受是考了第一名，升了这个官。他考了第六，也升了同样速度的官，所以这说明他受到了皇帝特别的知遇之恩。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侍郎”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卿贰”，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也就是说，他刷新了湖南人在清朝的升官纪录。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2．把择友当作人生第一大事
除了考试成绩好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游广阔，在士林中名声很好。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他对自己当年那些庸鄙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
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世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一百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二十二日那一天，跑了五六十家去回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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