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佐佐木理事长为已故老人做法事期间，王淑芬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仅做菜摆盘和不停地为一个个客人上菜撤盘以及餐后洗盘洗碗和打扫卫生就会忙的她不可开交。来做法事的和尚有的有家有老婆和孩子，当他们做完法事回家时，还要给他们带上料金和回敬给和尚家人的礼品。每当这个节日过完之后，王淑芬都会累的腰酸背痛。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向佐佐木理事长家这样重视祭祀活动，更多的家庭只是到墓地给去世的亲人献上一束花，面对墓室恭恭敬敬地鞠几个躬，祭祀仪式就算完成。
日本有公共墓地，有私人墓地，也有很多寺庙墓地。
公共墓地类似于中国民政部门所建的墓园，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布局，占地面积较大，用户可以通过购买取得墓穴个体使用权。
私人墓地有很多都设在居民区里，有不少住户的房前屋后或者楼房旁边都毗邻着一片墓地，这些墓地都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家族墓葬群。墓穴上方多由四尺见方的优质石料罩盖，墓碑上刻有家纹，墓碑前插着一些细长的木板，是象征着佛塔的“卒塔婆”，每年忌日亲人从寺院里请一只，年头多了就簇成了一捆一捆的。
寺庙墓地兴起于江户时代，在此之前，日本人对去世的人也多埋葬于家族墓地，到了江户时代，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传到了日本，日本为了阻止基督教在日本的大肆传播挑战佛教的地位，设立了寺院与信徒的关系维系制度。那时在一个村庄里，只有寺庙主持会识文断字，掌管着村民的一切。村里只要有人去世，必须也只能埋在寺院内。因此日本寺院及周围，开始有了很多坟头的雏形。
上世纪之初，日本地震和火灾频发，东京和横滨等地大量建筑被损毁。震后土地重新规划，东京都政府和寺庙达成协议，重新分配了拥有巨大土地的寺庙，顺带也影响到了墓地的迁徙，寺庙可以在城区保留小块墓地。自此之后，寺庙里的墓地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块，慢慢形成了城区里随处可见的墓地群。
日本人几乎全民信教，有的信佛，有的信神，有的人神佛都信。还有一部分人报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参与一些祭拜神佛的活动。
在中国很多人的认知里，墓地和阳间阴阳两隔，“那边”是阴森、冰冷甚至是不祥的世界，断不可以和活人的生活离得太近。那么是怎样的生死观，让日本人可以毫无负担地和“魂灵”亲密接触？
阴间的世界，其实一直由阳间的你我支配着。世代多灾多难的日本人很早就领悟到人生的短暂，将佛教作为人生信仰的他们，“向死而生”是深深植根在心底的信念。家中亲人去世，葬礼中几乎不见放声大哭的情景，多数人只是平静地默哀。
《挪威的森林》里说，“死亡不是生的另一极，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而存在。”在日本人眼中，死后便会成佛，灵魂便能成神，越靠近墓地，灵魂就更容易受到神佛的保佑，所以，在日本的很多墓地里都可以看到一些用石头雕塑的各种各样的佛像。与神佛共处一地，被众多日本人认为是很幸运的事。如果说开罗屋顶的墓地家园是穷人们不得已的选择，那么日本人和墓地为邻早已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祈愿。
可能也是由于这样的演化过程，使得城市里居住的人们习惯了居所旁边有另一个世界邻居的陪伴。其实最早时，蛮荒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死与生的辩证关系，墓地的选择无外乎像今日处理废弃物一般随处安置，七零八落中可能早已忘了先人在何处。随着智力的开化以及宗教的介入，死亡才开始有了值得祭奠的意义。后来随着城市的规划，墓地再一次被人们有选择地布置。
日本的“盂兰盆节”结合了许多民俗和文化，形成了现在日本独有的祭奠祖先的传统节日。
日本现在的盂兰盆节，除了传统的仪式之外，更多了一层节庆的意义。所以在盂兰盆节期间，日本各地区都会举行不同的祭典活动。其中广为普及的活动当属盂兰盆舞（盆踊り）。
盂兰盆舞原是为祖先举行的舞蹈仪式，到了现代，这个传统的舞蹈仪式演变成了每年夏季最让日本人期待、外国游客最积极参与的“广场舞”祭典活动。盂兰盆舞蹈的动作很单一，主要集中在手部，初学者可以轻松加入其中和大家一同欢呼共舞。
除了这种简单易学的盂兰盆舞之外，日本各地还传承着一些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盂兰盆舞，著名的三大盂兰盆舞包括岐阜县的“郡上舞”（郡上踊り），德岛县的“阿波舞”（阿波踊り）和秋田县的“西马音内舞”（西马音内の盆踊り）。郡上舞已被一代代日本人传承了420余年，现在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
盂兰盆节在飞鸟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已成为日本仅次于元旦的盛大节日。盂兰盆节在日本又称“魂祭“、“灯笼节“、“佛教万灵会“等，原是追祭祖先、祈祷冥福的日子，现已是家庭团圆、合村欢乐的节日。每到盂兰盆节时，日本各企业普遍都会放假5至10天，人们或赶回故乡团聚，或利用假期到各地旅游，或参与盂兰盆节的盛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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