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佐佐木理事长的培训中心和他的特殊家庭
德岛县研修生培训中心距县府所在地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这里既是研修生组合理事会所在地，也是佐佐木理事长和王淑芬女士的家。
佐佐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老头，无论是在这里学习的研修生，还是各个会社的社长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多数人都称呼他理事长或会长，他姓佐佐木，全名叫佐佐木次郎。
王淑芬原本是中国东北人，与佐佐木理事长结婚后来到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按着日本民俗，女人结婚后一般要随夫姓，王淑芬来到日本后，给自己起的日本名叫佐佐木佳美。
佐佐木佳美的名字在日本已经沿用二十来年了。由于中国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的来到这里，处于交流方便和对祖国家乡的怀念，她的中文名字也就一年年保留下来。除了她在日本的身份证件显示的名字是佐佐木佳美或日本人称她佐佐木佳美之外，华人依然称她王淑芬大姐或王老师，向华人做自我介绍时，他也总是说“我是中国人，叫我王淑芬好了！”
说白了，德岛县研究生组合理事会和培训中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个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由佐佐木理事长一家三口负责。由于在这里培训的研究生多来自于中国，王淑芬和他的儿子自然也就成为培训中心的主角。
王淑芬娘俩既是日语教员，也是日语、英语和中文翻译。佐佐木理事长虽然从事研修生组合工作二十几年，但他只会本国的语言，用中文和研修生沟通很困难，每当他在课堂上给研修生讲话时都要由王淑芬和她儿子在旁边当翻译。
在我们刚来到培训中心的那几天，由于对这三口之家的亲情关系没弄明白，时常会因为说话闹出一些尴尬，慢慢地我们发现，这个三口之家有些不同寻常。过了一年多之后，我才在培训中心组织的一次考试途中听到了这个特殊家庭的一些传闻。
佐佐木理事长比王淑芬女士大十几岁，他们两个结婚也接近二十年了。来日本之前，王淑芬女士在中国东北某个城市外事局工作，在一次外事接待活动中认识了前往中国从事友好访问的佐佐木先生，那个时候，王淑芬每月工资不过五六百元，而佐佐木当时在日本的每月工资是王淑芬的四五十倍。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难免会让人产生出一些很现实的想法，王淑芬在那个年代放弃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来到日本也就不足为怪了。
佐佐木个头不高，身高大约在165厘米左右。我们在他那里学习的时候，他已经67岁了，看上去身体挺健壮，人也很和蔼。在他四十七八岁的时候才和王淑芬女士结婚。他这一辈子无儿无女，却有自己的事业和比较大的家业。类似于中国別墅的一户建独立小楼他家里就有两处，在日本属于上中产阶层。
对于王淑芬女士在中国时原有的家庭状况我并不知情，也无从写起。但王淑芬的儿子李长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从中国来到日本时也接近二十岁，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住在这里，在日本上学的费用也是由这个家提供的。
李长山很成熟，也很稳重，中国男人的精、气、神在他身上体现的很完美。在几年共同生活中，佐佐木和李长山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两个人像父子一样互敬互爱。
李长山在中国有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爷爷奶奶，每逢春节或当他想家的时候，佐佐木都会让李长山回中国和他们团聚。
佐佐木对李长山的喜爱，既有情感方面的原因，也有事业方面的需要。李长山会三国语言，是研修生培训中心不可多得的人才。它可以和中国研究生交流，也可以和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研修生交流，甚至可以代替他和王淑芬去国外跑业务。佐佐木真想让他成为自己事业和家业的继承人。为了这事儿，佐佐木没少劝李长山加入日本国籍，甚至给他取了日本名“佐佐木小次郎”！
但李长山只同意在培训中心任教，不同意加入日本国籍。至于李长山如何称呼佐佐木，因为这两个人平时交流用的都是日本语，我们也没有听明白李长山称老头为“父”或“叔”。但老头总是称李长山为“佐佐木小次郎”或简称“小次郎”！也许是被老头这样叫习惯了，李长山也就适应了老头的这种称呼和叫法。
和佐佐木理事长建立组合关系的日本会社有二十几个，他不仅承载着几个国家研修生与这些会社之间的协力关系，也担负着国与国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力关系。因此佐佐木理事长在县府和本地町会都兼有职务，除了在自己家的培训中心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外，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县府和町会。
昨天晚上一下车，培训中心就给每一位新来的研究生发了新的被褥和统一的服装，以及全新的炊餐用具。当然，研修生在日本的短期培训和购买这些物品的钱都包括在我们一次交清的48，000人民币之内了。
在这里，烧菜用的是液化气，炊饭用的是电饭煲，每个人可以单独做饭吃，也可以几个人合伙做饭吃。我们在这里培训学习的时间是一个月，每个研修生需要交给培训中心25，000日元。住宿费、水电费和液化气使用费等就都包括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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