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插播一道盗墓的缺德鬼的事：宰相晏殊和张耆死后，都葬在许州阳翟（治今河南禹县），相距数里。有人先盗张耆墓，从中得到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而去。后来盗晏殊墓，所得仅木胎金裹带一条和金数两，明器都是陶制品，颇为失望，遂用刀斧劈碎遗骨。这件事使有些人以为张耆因“厚葬完躯”，而晏殊因“薄葬碎骨”，是“俭葬之害”。
3. 纸钱
宋朝民间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已普遍使用纸钱和纸制明器。北宋初，在福州的东岳行宫，人们都用纸钱去祭神祈福。当时人描写，纸钱数量之多好似“飞雪”，最后把纸钱焚烧掉。
4. 关于土葬和火葬
土葬和火葬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葬法。从宋初开始，火葬逐渐流行。□□建国伊始，曾下诏“禁民以火葬”，但收效不大。河东路百姓因为“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病死任上，子孙火焚其柩，收集骨殖带回故里安葬。朝廷规定军人出戍，死后允许火葬，将骨灰运回。又规定郊坛三里以外，“方得烧人”。二程认为国家对火葬实际上是“明立条贯，原不为禁”。所以，民间把火葬看成合乎礼法，“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钱的优点，加上朝廷允许一般百姓这样安葬，因此，到南渡后，更加盛行。
不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接受火葬（只有少数士大夫赞同火葬）。一位宋代士大夫对火葬的习俗感到不可理解：“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播爇而捐弃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认为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议，“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我对宋代政府与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并不支持，南宋时也有人反对火葬禁令，如写《吹剑录》的俞文豹便质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事实上，宋朝政府对火葬的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民间火葬之风，可谓屡禁不止。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员提出：“既葬理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并建议“除豪富氏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共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此建议得到宋高宗的批准。这是宋政府对火葬的让步，允许一部分人选择何种葬礼，听其自便。
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宋朝官员的另一种做法则表现得非常明智，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那就是在官地中划出一块“义地”，建成公墓，收葬贫民；或者设立公益性火葬场，助贫家火化。让贫无葬地之民得以葬亲——不管是土葬，还是火葬。
值得一说的，还有宋政府在诸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漏泽园”。宋代漏泽园有一套顾全逝者尊严的制度：免费收葬贫穷无葬身之地的逝者和无主的遗骸；坟墓统一规格，约八尺见方，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有亲属信息的，也刻于砖上，作为标记；没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贫困家庭若有亲人去世，也可主动申请安葬于漏泽园，政府将安排一块九尺见方的墓地——当然，不用收费；漏泽园还设有房屋，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
宋政府又聘请有德僧人来主持、管理漏泽园，如南宋时，仁和、钱塘两县有“漏泽园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每月五贯钱、一石米。每收葬满二百人，可得到请赐紫衣、师号的奖励。
那么宋政府为漏泽园的福利事业投入了多少钱？宋真宗时，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要花费六百文钱，包括棺木的费用；宋神宗时，要两千文；到南宋高宗时，大约是三千文。全国各地漏泽园的经费加起来，数目应该非常大。为了让国民在离开人世之后，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安葬，宋政府愿意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这，便是文明的一种表现。（《生活在宋朝》第四辑）
5. 受佛道二门的迷信做法
丧葬仪礼还受到佛、道二教和民间其他迷信的很深影响。主要表现在七七日和百日、周年之说，择日和择地安葬，做道场等功德，穿孝服，居丧饮食等方面。佛教编造人间和阴间、天堂和地狱的故事，说人死后，每遇第七天，其魂必经一次阴司，受许多苦。由头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即过完最后一次阴司，称“断七”。然后有百日、三周年，都要经过一次阴司。百姓出于孝心和爱心，以及迷信无知，便在父母等亡故后，请僧徒做道场或水陆大会、打醮，写经造像，修建塔庙，称“做功德”。做完功德，又做羹饭，称“七次羹饭”。据说，这样便可弥补亡人的罪过，使之脱离地狱之苦，升入天堂，享受种种快乐；否则，永远打入地狱，受尽锉烧舂磨的痛苦，不得超生。道教原来只讲清净自然，没有地狱天堂之说，但见佛教僧侣获利，也加以仿效，编造了“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谓之炼度；交梨火枣，用以为修”的说法，其中“可笑者甚多”[注释]。于是民间遇到丧事，请僧侣和道士念经、设斋、打醮、做佛事等，便成为习惯，鲜以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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